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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当初王阳明本人可是专门批评过一些佛、老学说之中过于虚妄的说法的，不知道他泉下有知，是否会为后世门徒乱解其本说感到愤怒？

    其三是流于空疏。原历史上的明末社会在危机四伏，经济衰退，战事频起，大厦将倾之际，社会呼唤的是能改革弊政、上马杀敌、整治社会的实干型人物，而王门后学大都流为虚浮的口上说教。

    关于这点也很让人感慨，因为王阳明在世时对此就早有预感，其言：“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真是不幸啊，先生竟一语成谶。

    王学的命运不幸被其言中，在其去世后，王学也逐渐趋于空疏，不再作修持上的功夫，只是“想象”，也忘了乃师四平叛乱的壮举。

    对于王学的空疏之风，顾炎武对此做了激烈批评：“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将王阳明比作晋之王导、宋之王安石，认为明朝的灭亡，根子上就是王阳明所开启的“新说”导致的。

    当然，将国家的覆亡归结为一百多年前的某个人，不免失之简单武断，但也从侧面说明阳明心学的流弊波及深远。

    阳明心学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正如牟钟鉴所说：“阳明心学不是书斋哲学，不单纯是逻辑推演的产物，也是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痛苦体验后有深切解悟的产物。王学是生活和实践的哲学，这对于准确把握王学的内在精神十分必要。”

    现在诸位当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何其伟大的论断和指路明灯了吧？

    回到心学，从外因来说，心学也面临几大问题：

    其一是官方的打压。姚江心学作为新兴的学说，由于对官方所宣扬的朱学形成了挑战，对朝廷的稳定具有潜在威胁，自然会遭到打压。

    早前，嘉靖帝就曾直斥阳明学说为“叛经背道之书”，专门下诏“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来巩固正统官学的地位。

    阳明心学“致良知”所推行的“内圣”之学，把个体从礼教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使人们更为注重个体的体验，因此受到朝廷中反对势力的打击报复，被冠以“邪说”、“反叛”、“异学”、“异端”等称呼。

    虽然王学在隆庆元年被朝廷上层认可——本书前文曾说过，当时内阁之中从徐阶往下，有一大批心学门徒，不说把持朝政，至少也是强势影响朝政的。不过，彼时心学门人之中也还是有不少遭到政敌报复打压，导致一大批为官的王学后学被贬黜或下狱。

    如浙中学派的钱德洪被弹劾入狱，自其出狱后到去世的三十年间，都再无一官一职；王畿则被斥为“伪学小人”，导致他主动辞归隐逸达四十年；彭季山二度被贬后便罢官归家；罗念庵因为直谏被贬为民等等。在这样的打压下，王学的影响力日益减弱。

    [注：这里的打压主要是张居正为首的朝廷干的，高拱因为秉政时间较短，反倒干得少些。不过从朝廷角度来说，高拱也好，张居正也罢，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

    其二是理学家的非难。顾宪成批判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在吾儒则阴坏实教也”，是对礼教法制的败坏；又否定“心即理”的普遍意义，认为“心即理”只有圣人能做到，普通人用之“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

    顾宪成作为欧阳德的再传人，以东林党领袖的身份批判王阳明，可以说对心学打击甚大。东林党人的另一领袖高攀龙与顾宪成一唱一和地对王学进行批评，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破坏名教，是“大乱之道也”，并批判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悟的是佛老之旨，不是儒家格致之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学。

    顾、高对王阳明的批判，成为明末清初学者对王学批判、清算、发难的始作俑者。其后有张杨园、陆稼书、张武承、黄宗羲、陆桴亭、顾炎武、张伯行、王夫之等一批继任者对王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反思。

    至清初的颜元，更是提出惊人的“以学术杀天下”的论断以非难王学，这对王学无异于是釜底抽薪，是“必杀之而后快”了。

    其三便是实学思潮的兴起。如果说阳明心学的兴起是为了救治程朱理学支离、没有生机的弊端，那么“实学”的兴起就是为了救治阳明心学空疏、虚无的弊端。

    面对内忧外患的晚明政治，“亡天下”的危机催逼出一批呼吁经世致用的学者。朝堂之上的先不必说，士林之中的代表人物则为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等。

    他们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批判“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气，提倡“务实”之风。虽然是对王学的一种修正，但也变相地加速了王学的衰落。

    其四则是改朝换代。鞑清认为程朱理学所构建的天理所代表的封建礼教体系更能够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而与明廷一样大力宣扬和表彰程朱理学。

    譬如康熙就毫不吝惜地赞美朱子：“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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