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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么说不够文雅上档次，且来看张璁是怎么解释的：

    “孝宗兄也，兴献王弟也，献王在，则献王天子矣。有献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谓‘伦序当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

    这里的意思是：孝宗和朱厚熜的爹兴献王是亲兄弟，没毛病吧？那么如果朱厚照死后，朱厚熜他爹兴献王还在，由于兴献王是孝宗的亲弟弟，所以那肯定得是皇上，也没毛病吧？

    可是现在朱厚熜他爹也不在啊，那怎么办？那就只能让兴献王的亲儿子朱厚熜，去继承他爹这个“本来应该有”的皇位了。

    你看，这逻辑就通了，而且也不必让侄儿强行认伯父当爹，强行把亲爹改叫叔父了不是？

    绝了啊！通过一个“本来应该有”的皇位，硬是解释出了朱厚熜想要的答案。

    张璁通过对《祖训》的解读，维持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并以诏书的方式，确定了这次论争的判定结果。

    不过结果虽然出来了，但此事并未完全平息，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所持的主张依然在朝廷中绵延不绝，很有社会基础。

    尤其像杨廷和之子杨慎那类人，在在野文人心中的地位非常高，言行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他被贬谪之后，不仅没有遭到批评，名声反而大震，文章更是随写随刊，影响力决不容小觑。

    面对这群喋喋不休的文人，朱厚熜当然会想，需要找个办法一举封住这些文人们的嘴，使此事盖棺定论。

    于是朱厚熜想起了一个人——孔子。由此，便出现了上文中提到的那一幕：朱厚熜想要改“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为“至圣先师”，取消孔子“王”的封号。

    其实“王”的封号，孔子一开始也是没有的，虽说汉朝的时候，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奉为正统。可是孔子的爵号毕竟是“士”，将“士”封之为“王”，的确有些夸张了。那个时代的人还是觉得，正常对待孔子的身份而尊崇他的学说，才是对孔子最大的尊重。

    可是到了唐朝时，这个情况就改变了。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这高帽子一戴上，想摘掉可就难了。自那以后，尊崇儒家的文人官员们便更将孔子神化，奉为心中的至圣。

    所以，朱厚熜颁布圣谕碑，夺了孔子的“王”位，岂不就是在打他们这些文人的“偶像”的脸吗？

    因此这个圣谕碑刚颁布出来就引起朝中王汝梅等大臣的反对。对此，嘉靖皇帝认为群臣是在责备他不遵守历代圣祖留下来的规矩，不应取消孔子“王”的称号，向他兴师问罪。

    嘉靖十分生气，大骂群臣是为个人私情，假借此事向上要向皇帝施压，向下要向老百姓显示读书人的地位，表面上是尊孔，实则是尊他们自己。

    嘉靖这么说冤枉文人文官们了吗？倒也没有冤枉，因为抬高孔圣人，确实对这些文人们有许多虽然看不到，却一定享受得到的好处。

    其实从秦始皇开始，各朝各代的皇帝们都在想方设法加强君主专制，抬升他们的皇权。这一趋势蔓延到明朝，朱元璋便做得更是彻底——废除丞相就是皇帝大权独揽的象征嘛。

    可是制约皇上的，从来不只是宰相这个职务或者制度这么简单，而是一整个文官群体。明朝时皇帝和文官们的斗法是一直没消停过的，甚至为了抑制这些文官，本来被朱元璋严禁干政的宦官集团又被捧上了台面。

    当然，捧宦官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武臣勋贵集团因为土木堡之变及后来的诸如夺门之变等一系列事变，实力越来越弱，已经不足以供皇帝利用起来平衡文官集团了。这个本书前文有说，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对于文官群体来说，儒家思想可谓是他们制约皇权最好的利器。

    大明的统治合法性，一直以来都是用儒家思想来解释的。因此皇帝一做什么事，这些文官们动辄就拿儒家思想这么个“政治正确”来指摘他，搞得除了朱元璋、朱棣父子之外，后来明朝许多皇帝们都像戴了个紧箍咒一样，但凡不想留下历史骂名，就只能整天如履薄冰——当然，武宗那种不问身后名的除外。大明皇帝只要豁出去了不要脸，那着实无人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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